赵笠钧认为，中国的环保企业在实际“走出去”的过程中，不仅面临着语言、人才法律等问题，而且还面临着环保高标准等一些列问题。他举例称，在非洲和中东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，她们的管理标准和项目设计标准都是都是国际上进的。
2016年5月，环资司就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(示范文本)》(下称《合同(示范文本)》)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由此推动第三方治理的落地。但是，时间过去近两年，第三方治理的落地仍是政府与产业共同的“难题”。
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排放和散烧煤领域没有进行提标改造，像钢铁、水泥、石化、有色金属等行业在生产环节产生的烟气，都是导致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。接下来，清新环境将会把原有的技术平移到工业领域来，进行再开发。
而且，规定对受理此类案件做了一系列详细要求，针对赔偿范围也有了细则。对此，业界人士认为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仅要从“严”处理生态破坏案件，也要更无缝衔接公益诉讼。复旦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张梓太教授称，两者适用范围实际上市有重合的。
